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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觀,從“忌諱”到“自覺”

  我國保險業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0年前,但在很長的一個時期里,保險,對于大多數老百姓而言,是一個與自己毫不相干,既陌生又遙遠的概念。直到1949年10月20日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的成立,才開啟了“人民保險”的時代。

  從此,保險逐步走進人們的生活,走進千家萬戶,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并逐步從一種“奢侈品”轉變為“日用品”。

  “忌諱”談保險

  客觀上看,在中國發展保險并非易事。因為,保險存在的一個重要基礎是風險,具體來講,是人們對風險的認識,是對風險管理的需求,但恰恰在這兩個問題上,在我國存在一些“基礎性”的制約。

  首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制約。中國人對于風險的總體態度是“諱疾忌醫”,認為談論風險是“不吉利”的,最忌諱談“天災人禍”,更不愿意面對“生老病死”,人們往往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甚至是“鴕鳥政策”。不能面對、正視和接受風險,保險也就無從談起。

  其次,是對政府和社會的依賴。一直以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漸漸養成了一種依賴思想,“小事靠單位,大事靠政府”,導致“風險主體”意識淡薄。汶川地震后,在一次對當地居民的巨災保險需求調查中,相當大比例的人認為“沒有必要”,理由是無論是搶險救災,還是災后重建,政府都會管的。

  最后,由于長期缺乏市場和合同意識,大多數人往往不容易理解保險作為一種“射幸合同”的特征。因此,沒有出險時,很多人就會認為保險費是“白交了”,自己吃虧了,而一旦得到賠款,又會覺得自己是“賺了”。一個典型的案例,是1990年10月2日在廣州白云機場發生了一起空難事件,一個失去了丈夫的妻子,看到別人領到了巨額的保險賠款,就帶著孩子跪在保險公司的工作人員面前,提出能否“補辦”保險。

  保險觀普及,始于改革開放

  其實,我國保險真正地普及與發展始于改革開放。

  隨著社會的變革,特別是市場經濟制度的出現,人們漸漸意識到“靠”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于是,“風險主體”意識開始回歸,因為靠誰都不如靠自己。

  從本質上看,這種回歸有兩個重要驅動因素。

  一是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個人財富不斷增加,有了屬于自己的財產。如2018年中國城市家庭戶均總資產為161.7萬元,城市家庭總資產中住房資產占比已經高達77.7%。因此,住房已成為居民的主要財產。此外,汽車成為了家庭的另一種財產形態。2018年我國私家車的保有量已突破了2億輛。有了個人財產,就必然會關注財產可能面臨的風險。

  二是人們在物質財富滿足的同時,開始更多地關注健康和養老問題,希望有一個不僅是富足,更是長期穩定的生活。因此,養老和醫療就成為了我國家庭的主要支出和財富管理的重點,如2018年我國60歲以上的人口為2.49億,預計2025年這一數字將達到3億,我國將進入超老齡社會。

  近年來,盡管“醫改”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醫療費用的個人負擔比例明顯降低,但考慮到健康意識和醫療費用不斷上升的因素,個人和家庭仍然會面對較大的醫療費用壓力,如2018年居民人均醫療服務支出就增長了20.5%,高于居民收入增長。

  于是,人們漸漸意識到,隨著財富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更需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保險開始成為“必需品”,并走進千家萬戶。保險觀也開始由以前的“被動接受”變為“主動”和“自覺”。

  財富觀,迎來“保險時代”

  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我國居民的財富管理處于“銀行時代”,即通過“存銀行”來管理財富并應對風險。

  可以說,那時的財富觀跟“銀行”緊緊聯系在一起。

  在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大背景下,人們開始接受并建立了全新的風險觀和財富觀。人們漸漸認識到:傳統的財富管理理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這種財富管理理念是一種單向思維,其更多地關注“增量”,即如何增加財富,卻忽視了財富可能面臨的“減量”,即財富的各種損失風險,但“增量管理”是建立在“減量管理”的基礎上,財富管理需要建立雙向思維,而保險是減量管理的有效工具。

  近年來,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我國居民的財富管理又迎來了“證券時代”,即通過“炒股票”來實現財富的增加。財富觀也開始與“證券”不斷交融。

  不過,我國的資本市場并未給大多數居民帶來更快的財富增加,相反卻滋長了財富管理的短期心態,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追漲殺跌”,在各種周期中跌宕起伏,結果是“輸多勝少”。從某種意義上講,財富管理的本質就是“跨周期”管理,“跨周期”需要長期思維,而保險恰恰是建立在長周期的基礎上。于是,人們漸漸開始將保險作為財富管理的重要工具,以“生命周期”的視角去管理“經濟周期”風險,通過這種長期管理的思維,就能夠實現生命周期意義上的“收支平衡”。

  從全球的發展實踐看,一個國家財富管理的發展軌跡,基本上是沿著“銀行時代”“證券時代”和“保險時代”展開的。因此,我國也已進入了財富管理的“保險時代”,財富觀也隨著“保險”開始下一步的升級。

  就目前而言,我國保險,尤其是與個人財富相關的養老、醫療和汽車保險均呈現井噴式發展態勢。我國保險市場的總體規模從1980年的4.6億元增長到2018年的超過3.8萬億元,尤其是人身保險業務規模已達到了26260億元。

  近年來,我國健康保險的復合增長率達到了36%,遠超過保險市場的總體發展速度。同時,我國汽車保險的保費已達到了8000億元,占財產保險業務的近80%。

  這些數據,從一個側面表明了我國保險業在居民財富管理中呈現迅速崛起的態勢,盡管與發達國家相比,保險在我國居民財富總量中的占比仍相對較低,但有兩點值得特別關注。

  第一,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居民財富的增加,將全面激發對保險的需求,而其中大多數屬于“剛需”范疇。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因素,是居民對于風險和保險的態度發生了轉變,逐步地從“回避”和“忌諱”到“自覺”和“主動”,即開始自覺地運用保險手段開展更加科學和有效的財富管理,讓自己的生活更從容,讓社會更安定。

  可以預見,我國的財富管理和財富觀在經歷了“銀行時代”“證券時代”之后,將迎來“保險時代”。

  “保險時代”并不意味著保險的“一枝獨秀”,而是通過豐富、完善與合作,為社會提供更好的財富管理服務。“保險時代”并不局限于“形態”的豐富,而是“理念”的升華,即通過保險財富管理理念的教化、推廣和普及,強化雙向思維和長期思維,推動我國財富管理走向更理性與更成熟,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為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副總裁)

責任編輯:趙乘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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