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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之路,國家的力量
——訪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

  【作者簡介】徐洪才,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中央電視臺CCTV特約經濟評論員。出版《大轉型:探尋中國經濟發展新路徑》《變革的時代:中國與全球經濟治理》等10部專著。主持《亞投行在國際融資體系中戰略定位研究》《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跟蹤研究》等20余項課題。

  曾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經濟研究部部長、副總經濟師,首都經貿大學金融學教授等。

  70年來,一些關鍵節點值得回味

  記者: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70年前,中國人的生活用極度貧窮來形容一點不為過。而如今,中國人的物質財富得到了極大的豐富,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了極大提升。請問,在這70年發生的變化當中,您認為有哪些關鍵節點?

  徐洪才:7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人民積極開拓進取,從封閉落后邁向開放進步,從溫飽不足邁向全面小康,從積貧積弱邁向繁榮富強,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最偉大的奇跡之一。這一奇跡是中國人民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走出來的。在此攻艱克難的歷程中,一些關鍵節點頗值得今天的我們回味。

  1949-1956年間,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只用了七年時間,就已完成把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并基本確立計劃經濟體制,極大促進了工、農、商業的社會變革和整個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1957-1965年間,在經歷“大躍進”之后,國民經濟經過兩年調整,到1963年出現全面好轉的形勢。中共中央于1963年9月召開工作會議,確定了經濟發展基本方針是:必須解決吃穿用,加強基礎工業,兼顧國防和突破尖端技術為次序來安排經濟計劃。

  1975年,鄧小平主持領導的全面經濟整頓,在現代中國經濟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它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一次大膽探索,是中國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及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先聲”。

  1978年至今,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發展進程中也有很多值得關注的“關鍵節點”。其中,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南方談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共十八大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中共十九大明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兩步走”戰略安排等“節點”,在解放思想、指明前進方向等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中國從此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也是從這一年,中國人的精神面貌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沖破長期禁錮的舊觀念,擺脫思想上的枷鎖,振奮起偉大的創新精神、開拓進取精神、實干興邦精神,激發出全社會空前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此后,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但在整個80年代,關于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計劃經濟還是商品經濟等爭論仍不絕于耳,改革開放總體思路并不清晰,方向并不明確。直到1992年春天的鄧小平南方談話,才從根本上厘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南方談話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了新階段。

  鄧小平南方談話,對中國上世紀90年代經濟改革與社會進步起到了關鍵性推動作用,對21世紀中國改革與發展,也產生了不可估量的積極影響。諸如“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判斷改革開放姓‘社’姓‘資’,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治國警句,時至今日,仍然振聾發聵,發人深省。

  緊接著,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標志著中國經濟改革進入了全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

  1978-1992年間,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老百姓的財富意識不斷“覺醒”。發端于安徽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拉開了中國“自下而上”的改革序幕,極大提升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和農業生產率。人民群眾逐漸從“均貧”的思想束縛中驚醒,開始意識到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發家致富。一些先行者勇敢地邁出了步伐去追尋財富。這一階段的居民財富更多的還是通過勞動獲得工資性收入。

  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方向,為中國經濟插上了騰飛的翅膀。1992-2001年間,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定向階段。這一階段,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城鄉居民收入水平顯著提高,收入來源渠道趨于多元化。但是,人均居民收入增長仍慢于經濟增長速度,且居民收入在城市之間、農村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和地區之間差距逐漸拉大。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標志性事件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推動,甚至對世界經濟的促進,都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中國改革開放也進入了全方位開放發展階段。

  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后的2001-2011年的十年間,中國經濟各個方面都融入到這一新的進程中,既鞏固了多年改革開放取得的成果,又出現了許多舉世無雙的深刻變化。2003-2011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10.7%,而同期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速為3.9%。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從2002年4.4%提高到2011年10%左右;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中排序,從2002年第六位,上升至2010年第二位。毫無疑問,這一階段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面對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交匯的嚴峻挑戰,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準確把握時代大勢,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經濟工作領域作出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背景下,中國經濟保持穩健運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和穩定器。

  2015年以來,伴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變革,生態環境狀況好轉,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與此同時,經濟增長也呈現增速趨緩、結構趨優的態勢。

  2017年中共十九大將“全面深化改革”列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明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兩步走”戰略安排,勾畫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間表、路線圖,開始譜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歷史新篇章。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國民經濟取得了持續快速增長。按不變價計算,2018年國內生產總值比1952年增長175倍,年均增長8.1%。2018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70年所取得的巨大發展成就,無論是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

  科學決策,助推老百姓財富快速積累

  記者:毋庸置疑,人民群眾的物質財富節節提升,離不開國家的科學決策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您認為,哪些政策出臺對百姓財富積累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徐洪才:在中國人民財富積累過程中,國家的科學決策和政策引領至關重要,很多政策出臺對于國家經濟發展乃至人民財富生活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一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這是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最大“紅利”。

  改革開放成就有目共睹。改革的起點,便是與老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經濟體制改革,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發展潛力逐漸釋放,經濟體制活力日益提升,歸根到底,還是源于對人性和經濟規律的應有尊重,從而激活了巨大的人的活力、企業活力和資本活力。

  伴隨著改革開放持續深入,中國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越來越多的跨國資本和跨國企業進入國內市場,在解決國內經濟建設資本嚴重不足、科學技術不夠發達、管理經驗不夠豐富等問題的同時,也使得中國幾億的剩余勞動力得到充分利用。我國利用自身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勞動密集型產業得以快速發展,這既增強了國家綜合國力,也大幅提高了成萬上億的“打工仔、打工妹”的工資收入。

  二是逐步確立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基本經濟制度。

  新中國成立初期,要在落后生產力水平上建設社會主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成為我國基于理論、經驗和國情探索下的最優選擇,并一度對經濟建設起到了較大推動作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經濟實現高速增長。此后,經歷“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曲折過程,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全國上下開始對“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也可以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在“窮則思變”邏輯下開啟的。隨著小崗村示范效應的不斷擴大,農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加深,市場機制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不斷增強。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制度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對于中國老百姓來講,確立基本經濟制度,是從根本上解放了思想,指明了前進方向。集體經濟、私營經濟、外商投資等多種所有制經濟模式共同發展,極大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和人的創造力。從1993-2013年的20年間,中國經濟趕超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得到顯著改善。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同時,還從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等方面,對完善基本經濟制度作出全面部署。諸如“公有制財產不可侵犯,非公有制財產同樣不可侵犯”等表述,更是給廣大非公有制經濟創業者吃了一顆“定心丸”。

  三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與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相適應的收入分配制度及其運行體系。按勞分配是當時消費品分配的唯一方式。干部、工人按等級制定工資標準;農民勞動報酬則以“工分制”形式分配,參加勞動的時間是獲得勞動收入的唯一標準。國家成為收入分配的唯一實施主體,個人只能被動按照國家劃定的等級次序確定獲得收入的多少和順序。這種分配方式存在較為嚴重的平均主義傾向,必然會挫傷勞動者積極性,不利于激發勞動者的工作熱情。

  改革開放以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推行,在實踐中慢慢出現了個體勞動收入、企業債權收入、利息收入、股份分紅、經營收入等多種分配形式。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打破“大鍋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等分配原則的確立,充分激發了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

  尤其是在確立市場經濟發展方向之后,出現了股票、債券、藝術品收藏、房地產等多樣化的投資渠道,這些收入形式豐富和發展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多樣性的收入分配形式。除了勞動報酬外,人們還有了獲得財產性收入的渠道。要素分配體制的確立與完善,激勵了勞動效率的提升,激發了各種要素投入,競相迸發了各種要素活力。

  黨的十八大之后,收入分配制度的發展主題是“現代化”。新時代是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繼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既要著眼于解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仍存在的秩序不規范、結構不合理、差距較大、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等現實問題,又要著眼于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統領,貫徹落實共同富裕本質要求,實現全面小康和全面現代化的奮斗目標。這要求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必須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妥善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做大中等收入群體,進一步發揮消費在促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四是實施房地產市場化改革。

  1994年7月18日,國務院作出《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基本內容,其中包括把住房實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變為以按勞分配為主的貨幣工資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等?!稕Q定》的出臺,開啟了城鎮住房商品化的大門,標志著我國全面推進住房市場化改革。其意義在于穩步推進公有住房出售,通過向城鎮職工出售原公有住房,逐步完成住房私有化進程。1998年7月3日,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廢除了住房實物分配的制度,為商品房發展掃清了“競爭對手”,從而確立商品房的市場主體地位。截至1998年年底,全國全面停止實物分房,中國城鎮住房制度發生了一次根本轉變。

  之后,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開始突飛猛進。2004-2013年成為中國房地產業發展的黃金十年,在這十年之中,中國人最好的投資方式似乎就是買房,買房成為這一階段最成功的投資方式。只要買房的家庭,都成功地通過加杠桿實現了家庭財富高速增長。尤其是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在這一階段完成房產置業或投資的人,就都成了擁有幾百萬元以上身價的“隱形富豪”。

  此外,還應該看到資本市場的重要作用。從90年代倒買倒賣股權證開始,再到職工股法人股流通、B股對境內居民開放、上市公司資產重組,及至當下設立上??苿摪宓?,也都成功地幫助一部分投資者實現了資本原始積累和財富快速增長。

  近年來新經濟異軍突起,以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代表的“三新”經濟的蓬勃發展,正在成為穩增長、惠民生的新引擎。阿里巴巴、騰訊等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互聯網企業,把握住了時代發展機遇,搭上了全球產業變革的順風車,在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大的同時,也幫助公司員工完成了造富夢想。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國成功上市后,瞬間造就了1萬多名千萬富翁。

  先富帶動后富,弘揚企業家精神

  記者: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政策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在國家戰略和政策引領下,出現了一批又一批“先富起來”的企業家。在您看來,這些企業家具有哪些鮮明的時代特點?他們又發揮著怎樣的“榜樣力量”?

  徐洪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鄧小平針對普遍貧窮、效率低下、經濟落后、平均主義等問題,及時提出要“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然后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反過來幫助貧困的地方和人們富裕起來”的“先富帶動后富”的發展戰略。

  在這一戰略思想指導下,依托于不同家庭背景和相同時代背景,那些先富起來的企業家身上,始終閃爍著獨屬于變革年代的時代光芒。

  上世紀80年代,確有一些人,有膽略有智謀,敢闖敢干,起早貪黑,白手起家。任正非、柳傳志、王石、張瑞敏等便是那個年代的杰出企業家代表。這一階段,成功“先富起來”的企業家都是很好地把握住了中國經濟尚處于物資短缺時代的歷史機遇,瞄準了市場機會,從無到有,經過強勢擴張,紛紛建立起了自己的“商業帝國”。

  時至90年代,國務院修改和廢止400多份約束經商文件,大批官員和知識分子投身私營工商界,坊間將這種“從國有單位辭職從事商業活動的行為”戲稱為“下?!?。據統計,1992年辭官下海者12萬人,不辭官卻投身商海的人超過1000萬人。馮侖、潘石屹等都是當時的下海者,他們從曾經不名一文,成為叱咤房地產業的億萬富翁。這一階段,伴隨著房地產市場的黃金十年,很多成功人士的財富機遇都與房地產相關。當然,隨著資本市場逐漸興起,也有一部分人通過資本市場操作積累了“第一桶金”。

  進入21世紀,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國市場真正融入了全球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提速。與此同時,國內的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也伴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不斷提速。

  如果說在巨大變革時代出現的“人口紅利”“開放紅利”“改革紅利”“資本市場紅利”“城鎮化紅利”等,催生了一大批“老一代”企業家的話,那么最近20多年“互聯網紅利”等,則催生了一批“新一代”企業家,以新浪、搜狐、網易等為代表的門戶網站,以及以BATJ等為代表的互聯網巨頭,都是其中佼佼者。他們抓住互聯網發展機遇,積極擁抱資本,并完成境外上市。在經歷一輪又一輪互聯網“風口”洗禮之后,“創新”成為這個階段企業家精神的主旋律。

  2008年以來,中國新經濟迎來快速發展,一批世界矚目的互聯網科技企業脫穎而出。以互聯網為基礎性平臺的生態被視為新的世界,以共享單車為代表的“共享經濟”打破私人和公共、傳統和科技之間的隔閡,以更高效率和消費者形成新的互動關系,重構了商業基本邏輯。在境外眾籌和風投金額增速高漲的情況下,2015年成為了獨角獸企業數量爆發的一年。

  2014年9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天津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發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雙創”一詞自此流行開來。此后數年間,受“雙創”精神鼓勵,中國每天約有1萬家新的創業公司誕生,全國各地出現8000多家創業孵化器,還有數量可觀的企業上市加速器。一批有想法、有膽識的高學歷年輕人,致力于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來擁抱這個波瀾壯闊的時代,他們順應了現階段國家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今日頭條創始人張一鳴、摩拜創始人胡瑋煒、滴滴出行創始人程維等,便是這群年輕企業家中的代表人物。依托于互聯網,他們迅速崛起,快速分化,但又尚未定型。

  縱觀這些企業家,他們無論是年長,還是年輕,無論是白手起家,還是快速致富,其創業故事和奮斗精神都值得人們尊敬,都是對70年來中國創造經濟騰飛奇跡的最好詮釋。時代賦予他們的,既有歷史機遇,也有挑戰和風險。

  他們所處家庭背景不同,成功路徑也有差異,但其骨子里的企業家精神,實質還是有共通之處的。

  首先,他們都有遠見,有膽略,勤奮實干,有創新精神。他們勇于擔當,敢于承擔風險。遠見賦予企業先于消費者、先于其他競爭者創造需求和改變消費習慣的可能。而用創新思維,則可以開發出順應趨勢的新產品、新服務項目,使企業在競爭中處于領跑地位。當然,他們還具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做到迎難而上,勇敢面對。

  其次,他們都深刻理解了國家宏觀政策,對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大政方針和政策都有著深刻領悟;都潛心研究政策、研究產業、研究技術,懂得順勢而為。

  再次,他們都思維清晰、靈活,開拓進取。對稍縱即逝的市場機會保持高度敏感,及時分辨出機遇與風險,并善于抓住機遇,積極開拓市場,不斷改善經營。他們善于學習,不僅是學習各種新知識,更善于從失敗中學習,從自身失敗中學習,也從別人失敗中學習。

  最后,他們都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令人欣喜地看到,越來越多的成功企業家,在發展創新、創造社會財富的同時,開始重視履行社會責任。他們有致富思源、回報社會的情懷,熱心于公益事業。不再把對利潤最大化作為唯一追求,而是致力于在人文環境、綠色環保、社會發展、消費安全、精準扶貧等方面做出貢獻。

 

責任編輯:趙乘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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